邓清波

    日前，在“2008中国改革论坛(佛山)”上，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思危直言：机构调整在职能只增不减的情况下，只会重蹈机构臃肿的覆辙。“大

    部制改革，不简政就难以取得精兵的效果。”（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4月10日）

    事实上，行政机构膨胀、人浮于事等弊端，固然与政府的职能定位不清、未能及时跟上经济社会形势发展变化、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或者管事效率低下等因素有关，但与此同时，还有另一个原因，则是由于目前的人浮于事局面已经形成，人太多，“兵”不够“精”。

    如果说前者是“事杂”导致“人多”，那么，后者就是“人多”导致“事杂”，这已经形成一个恶性循环。在“兵”不够“精”的情况下，有些部门的公职人员无所事事，就必然要“生事”，即总要干点什么来显示他们是在做事。同时，人太多也使得机关内部人际关系、部门关系更加复杂，大大降低了办事效率，导致文山会海，产生“事杂”的局面，而为了应付这一局面，就必须增加更多的机构、更多的人，进而导致管理学上的“帕金森定律”效应更加突出，于是机构臃肿膨胀在所难免。

    可见，“兵”不“精”也是导致“政”不“简”的重要原因。不简政就难以精兵，而不精兵也同样难以简政。这样一种恶性循环可以自我复制，最终导致行政改革越来越积重难返，拖得越久，改革的难度就越大。

    然而，这并不意味着“精兵”和“简政”之间就是一种“鸡生蛋”和“蛋生鸡”的糊涂关系，而是说，二者实际上是一种伴生、寄生关系，一种情形的出现必然导致另一种情形的出现。所以，推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，必须双管齐下，“简政”的同时必须“精兵”，“精兵”的同时也不能耽误“简政”。就当前而言，笔者更认为，“精兵”更具有突破口的意义，因为，“徒法不足以自行”，任何制度终归都是由人来建立、靠人来执行、被人所维持。说到底，中国的改革并不是制度层面上的问题，而是“人”的问题，因为，制度层面的改革方向（即要简政）其实已经很明白，也很容易明白，真正的难点在于有没有“人”愿意去、敢于去、能够去推动这样的改革。换言之，既然我们说要建立“法治”，则就说明需要改革的是“人治”，“人治”当然首先是“人”的责任。

    “精兵”突出的就是落实“人”的责任，它意味着那些掌握实权的人，有职责、有义务主动推动、配合改革，实现“简政”，承担起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，甚至做出必要的牺牲，而不是成为改革的阻力。